不知道为什么，至今时常忆起滇西。可每次和云南方面联系，我都不敢问：抗战老兵还剩下几人？

    生老病死，没有人可以抗拒。可是，我是如此害怕听见他们的离开。我知道，离去的不仅是一个躯体，还有一段段壮烈的历史。

    剪下当时的日记，告诉自己，我曾经很努力地向历史走近。

在阴暗的树下 /在急流的水边

无人的六月与七月/在无人的山间

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/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》

    2005年7月19日

    19时37分，飞机降落在保山机场。温度从广州的39摄氏度过渡到了现在的21摄氏度，心情变得舒畅。
    这是飞虎队曾经起飞降落的机场。
    青山环绕，绿野如荫。我以“抗日”为主题的西南之行开始了。
   
    手表就要指向22时，我坚持要去一间叫“史迪威公路”的酒吧，作为我寻访的第一站。因为之前做过的功课告诉我，那里可能会有我想见的人和想看的东西。同行中一名军人反对：网络上的东西怎么可以相信？
    当然还是要去。
    酒吧没有什么客人，墙上满是滇西抗战的老照片。我如愿地见到了酒吧的主人杨建明，他和几个朋友发起了资助困难老兵的活动。如今，他以自己酒店的盈利资助100名困难老兵每月100元。
    那些老兵当年是用刺刀和日本鬼子血拼的，可现在他们的生活让人不忍目睹。杨建明和一位老兵吃饭，见到白面馒头，老兵说，他几十年都没吃过了，因为吃不起。这样的老兵在滇西还有很多。
    作为“国民党余孽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连自己的经历都不敢提起，默默地在农村里劳作，等待着有一天老去。
    “中国人的记性不好啊。”杨建明反复地强调着这样一句话，所以他要去关注这些应该得到关注的人，“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历史，这个血的历史。”
    这是靠民间的力量去发起的资助，可当那些贫困潦倒的老兵收到每月100元钱时，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：感谢政府。岁月的烙印是如此的深刻。

    20日

    在保山城里游荡。博物馆里照片不多，大部分我都见过。倒是有一组很惨烈的详细数字对比，大致是远征军收复滇西，牺牲六万多人歼敌两万。当我注视着易罗池公园那方“抗日英雄纪念碑”时，我留意到，它修建于1995年（我咨询过专家，之前在保山，没有抗日英雄纪念碑），那时的我，已经是一名高三的学生，已经把中学的历史书读完准备高考了，而滇西的抗日英雄们，才刚刚正名。
    走过金鸡老街，很有韵味的地方，遇到不少当年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的老人，热情得让我心暖暖的。当年所有青壮全部上了前线，滇西就靠老弱妇孺，背沙挑石，仅用7个月的时间修筑了这条抗战生命线。
    和一位滇西抗战的研究者见面，他去年完成了一套写滇西老兵的书《见证历史》，在他的电脑里，我看到一张很棒的照片，网络资料里未曾见过的。那是1944年的保山机场，居然是彩色照片，老飞虎队员柯利福德.隆当年拍的。
   

    21日

    我向腾冲进发。
    原本我想走老路，就是60年前的史迪威公路的一段。可是，我遭到了强烈的反对，他们告诉我，那段老路早已废弃，除了些老农和住在那条路附近的村民，没有什么人再走那条路了，保山军分区派车与我们同行，“走老路我们不能保证安全，而且时间会非常久”，因为报社给予我的时间不多，我只好放弃。（下次我自己来再补过）
    即使是走新路，一路风景依然秀美，特别是高山上的云彩，如梦如幻。
    经过三个半小时，我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地方。

    12时已过，首先要解救的当然是咕咕叫的肚子。来到一个“金农庄”的地方，我已倾倒。一个云南小院，院子居然有10来株树木，树下小桌小凳，院子外一片青山绿野。
    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在这巧遇此行必须采访的一个人——段生馗。他是一位民间收藏家，他收藏了5000多件关于滇西抗战的物品，就在7月7日，国内第一所民间抗日博物馆开馆，所有实物藏品全部由段生馗提供。
    段生馗的长相出乎我的意料，原以为他满脸沧桑，却见到一个和蔼的中年人，说起他的滇西抗战博物馆，他连午饭都不吃，坐在树下口水横飞。收藏之苦他没有提及，只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那间博物馆里最应该看的东西。
    我到现在还在回味他的一段话——最有意义的展厅是关于日军暴行的，那些都是铁证啊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去看看，可惜那里的展出并没有达到我的设想，因为有领导说，不要渲染得太过分了，影响两国友谊。
    虽然已经有所准备，当我下午站在滇西抗战博物馆时，我依旧感动，这里远远不是保山那个博物馆的展出可以比拟的了。它就设在当年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部旧址，藏品之丰富远超乎我的想象，而且相当的生活化，戒指、徽章、衣服、信件、生活用品、飞机碎片……包括日军解剖中国人的手术台等等。“镇馆之宝”是一个红藤手杖，是李宗仁送给抗日县长张问德，以赞许其功绩的。（张问德，全国沦陷区500个县中骨头最硬的县长。他62岁赋闲在家，见日军人侵腾冲，竟临危受命做了沦陷区的县长，在腾冲发动了全民抗战；他敢于责令畏敌逃跑的前县长邱天培回来交印；他痛斥日军的诱降花招。为了与日军周旋，他八次翻越高黎贡山，风餐露宿，把中国人的县政府牢牢钉在敌后；腾冲光复后，他怒斥汉奸，并敢于在庇护汉奸的高官面前愤然辞职，挂官而去。）
    顺带说一笔，博物馆位于的和顺乡很有味道，有机会来旅游的同学可以细细品尝，我也得留下次来好好品味。

    广东老兵

   一大早，我目标锁定住要寻访两位广东籍的抗战老兵。
   车在山路上盘旋，他们都住在远离县城的村子里，昨晚下了大雨，一路泥泞。左问右问，终于来到了周德黎老人的家。他听说我来自广州，露出很惊喜的笑容，用一种夹杂着白话的腾冲话说：“我是广东鹤山人，广东话却说不来了。”
   85岁的他耳朵有点背，思维也慢了。
   当时他是一名新兵，参加过三场战斗，“大反攻，鬼子躲在山上的防御工事里，我们偷偷地往上爬，地雷响了，排长炸飞了，我没了四个手指头。”
   受伤的他在腾冲养好了伤，部队却已经走了。就象很多人一样，他为善良的腾冲人民所接纳，成了倒插门的女婿。
   “你想过回广东去吗？”
   “想过，没有钱啊，连路费都没有。”手指的伤残让他干不了重活，只靠修鞋补伞为生，一转眼已经60年了，他还是没有回过家乡。
   他的排长姓陈，就葬在国殇墓园。可如今，他也没有再去看过，“门票要10元钱啊。”对于穷困的他，这票价太高了。他的话让我想起在四川广安采访时，小平的表弟一家告诉我，他们进小平故里要买票，那是他们的祖居啊，世代住着的房子，可回老房子看看，他们依然也要买票，好像是60元（这门票价钱我记不太清了）。

    当我赶往第二家时，我才知道，我要寻访的惠州籍老兵已经去世了，就在三个月前。
    很正常，也让我很感慨。60年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知道得早一点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关注得早一点？

   
    农民作家

    段培东的名气很大。因为身为一个农民，他却写下了滇西抗战三部曲。据说文字不怎么样（我还没看过），但当我知道他1985年就开始从事这一写作，我无法抵御要去看看他的心情。
    我想我不虚此行。从1995年开始，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来采访过他，可他面对我这个贸然登门者，一样热情。
    他的童年就在战火里。血雨腥风、枪林弹雨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，尽管只读过五年书，尽管他只能在老房子后边挖一个两平方米见方的土洞当书房，也挡不住他激情的写作，他坚持“历史缺失了哪一部分都不完整”，他在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滇西抗战的1991年，就出版了《剑扫风烟》。
    他说，他最气愤就是看到一位英国作家写《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》居然一点没提中国，他说“老子是中国人，老子也会写。”他就动笔了。可是，他在1997年7月7日到北京去参加纪念活动，卢沟桥事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他们没有听过滇西抗战，他们不知道中国远征军。他再也放不下手中的笔。

 博物馆长

    我又一次见到段生馗。在他的解说中，重新再走进滇西抗战博物馆，听他讲每一件收藏品后的故事。（从这一次我发誓，以后逛博物馆一定要找一个真正懂得的人来解说）
    一口很普通的锅。那是1943年11月份，实在饿得受不了的远征军一个连出去觅食，找来一头山羊用大锅煮着吃，羊肉还没有吃上，山羊的主人向鬼子告了密，日本鬼子用铁桶阵包围了这个连，全连惨死，只有一名小战士，因为老兵用身体护着他得以存活。后来，帮忙掩埋尸体的一名老乡藏起了这口锅。
    还有那两把大刀。是远征军大刀队一名老兵留下的。那名老兵后来在腾冲街头靠卖铁打损伤药酒为生，两把大刀就架在街头小档上。他死后，无钱安葬，段生馗掏的棺材钱。
   ……
    还有许多日本鬼子残忍变态的故事，我根本无法再一次描述，我只知道，段生馗讲述的时候，我全身一阵阵发冷；我只知道，在段生馗收集到其中一些物件和故事后，他就再也不吃肉了。
    更多的故事也无法讲述，救助过飞虎队员的乡村老师，后因“里通外国”而被枪毙。
    段生馗说，现在的布展依然无法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东西，但他依然坚持着，他要“为民族留下记忆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 （腾冲的风光很棒，只能下次再游览了。段生馗去过野人山10多次，高黎贡就更别说了，我却连腾冲都无法细细找寻，我对段生馗说，我觉得很惭愧，我居然只用一天半来体味他们的60年。）

23日

    我们不走大道，终于得偿所愿地走在了原来的滇缅公路上。
    弹石路面，半山盘旋，很久才会遇到一辆半辆货车。这已经是一条半废弃的路，可是临渊而奔，别有味道，山下的怒江奔腾呼啸。
    经过三个多小时，那座仰慕已久的惠通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当年，为阻止日军东进，远征军炸毁惠通桥，死守怒江东岸，惠通桥以西沦陷。后来的大反攻，也是从惠通桥开始的。
    今年5月，惠通桥的桥板被拆除，只当文物瞻仰。站在桥边，俯怒江旋涡，良久出神。
    一路上几乎找不到一间饭馆祭五脏庙。14时已过，终于来到一个叫腊勐的地方，很不起眼的一间食店，那个黄焖鸡和鲜鱼好吃得不行。
    我就喜欢吃，吃饱了精神大振，挥骑直奔松山。
    大家可能对松山战役豪无印象，可是，日本鬼子只承认过在三大战役中失败，松山战役就是其中之一。
    松山大丫口前，一棵弹痕累累的树依然挺立，当年远征军攻打松山之惨烈，全在树上了。据了解，拿下松山后，全山只剩下三五棵树而已。
    我们运气不错，遇上了松山护林员杨金满，他领着我们走进林子，天哪，那些炮弹打中的弹坑，日军如蛛网般的战壕大都保存完好，60年的风雨也不过是在上面加了层枯枝落叶，日军的战壕有一米多深。最精彩的是当年的日军工事爆破落坑。当时，日军占领制高点，凭借坚固的堡垒和先进的装备让远征军伤亡惨重，久攻不下，最后，远征军挖了100多米长的地道，用美国的TNT炸药120吨炸平日军碉堡，才拿下松山。战亡将士是日军的三倍。
    松山的树林保护得很好，没有台阶但不算陡峭，很适合徒步，有空的家伙不要错过。

    又要唠叨老兵，嫌烦的可以忽略不看。
    下午五时多，我终于到了龙陵城，当年收复龙陵的战斗一打六个月。用老兵付新德的话说，那时总下大雨，战壕里整天积水，有些战士泡得和纸一样白。
    提到付新德，心情开始快乐。因为他今年已经整整106岁了，可看上去只有80出头，我事先做过的功课让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的家。
    站在他家小院门口，正瞧见付老先生坐在斜阳里看报纸。他的眼睛还很好，连老花镜都不用戴，只是耳朵有点背，我得凑近他很大声地说话。
    他当年是随军医生，负责在前线包扎伤员，两只腿都被日本兵的子弹打穿过。参加远征军之前，他曾经参加松沪会战、武汉会战、南京会战、长沙会战，他的记忆就是一大半的日军侵华史。
    但他从来没有开过枪。文革期间，他被关押了10多年。他无法获得行医执照，只有一些穷苦人偷偷地找这真正的老军医看病，都是免费的。
    老人很安详，只对我们提了一个要求，把合照放大了寄给他，他说真的很谢谢我们这么老远来看他。我们离开，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坚持送我们出门口，目送我们远去。

24日

    出发以来，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。
    昨晚是住在芒市，德宏州的首府，可酒店条件同腾冲没得比，特别是按摩小姐的骚扰电话特多。一早联系车子，碰上一辆子弹头，乐坏了我们，向畹町前进。
    我们的司机很是了得，精通旅游，精通玉石，这一路的运气真不是盖的。他很主动就抄进老公路，一路风景如画，废弃的路面完整，却没有遇到任何一辆车。他告诉我们，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滇缅公路，当年的路全部修在山上，现在走都走不通。
    在这里，我见到了崇山峻岭间从古至今的四条路。从前的茶马古道，当年的滇缅公路，过去的320国道，现在的国道，从上而下，依次蜿蜒。司机把车开进三台山上的老路，底盘不停地撞到石块，那里居然还留下柏油路的痕迹，当时因为三台山地势险要，美军用他们的技术为这段路铺上柏油。我从遗迹里挖了一块小石头，带回留念。
    畹町桥终于到了。终于走到了滇缅公路的两国交界点。
    缅甸路段据说很不安全，因为各司令占山为王，政府军可以控制的范围很小。去不了，干瞪眼。（呵呵）

    顺路到瑞丽兜了个圈，毕竟到了孔雀之乡嘛。在瑞丽口岸，经过允许，我跨过国境溜达了一下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看见国门上写着七个大字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莫名感觉挺特别的。
    偷了小差，去看玉石，因为有做过玉石生意的司机在，哄着老板把几十万元的货拿出来观赏，左看右看，就不明白这石头咋这么贵。

25日

    今天很闷，因为芒市下大雨，我们被困机场，什么也没干成。早知，我就不取消去怒江的行程，到片马看看C-53残骸多好呀。
    所以人生总有很多的身不由己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放弃去怒江和高黎贡，想着好地方下次再去，可结果，我在飞机场里干耗着。
   

27日

     回到昆明，当然是先直奔云南师大，我知道那里有一块八百学子的从军纪碑。
     西南联大的1944级在非常时刻奔赴战场，成为滇西大反攻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后来，北大复制了一块同样的碑记放在北大校园里，上面有每一个从军学子的名字。他们中间甚至有人参加了空军，在驼峰航线上飞行。
     在西客站的门口，我没有找到滇缅公路的“零公里”里程碑，西客站的副站长邓辉告诉我，今年4月的时候，320国道扩建，那块里程碑就给弄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在新扩建的320国道旁，有一组很棒的雕塑，记录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。那雕塑上居然刻了一句“通往东京之路”，字不大，有空的人可以找找看。我问了很多人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猜想，当年这句口号是不是“打到东京去”的意思，顿时神往。喜欢这组雕塑还有一个原因，它就在当年的滇缅公路（现在320国道）旁，所有的过往车辆都可以看到，不似很多的纪念，都放在公园里的角落。
    去了趟云南省博物馆的抗日展厅，终于能体味在腾冲时，段生馗的一句话：我的抗日收藏，藏可敌国。那里只有300多件藏品，也没有什么珍品，官方对滇西抗战原有的忽视，可窥一斑。    

    时间越来越紧，我不能再优游地什么都去看，兵分三路，一人去驼峰航线纪念碑，一人去采访西南联大44级学子，我去找寻南洋华侨机工的存活者。
    当年，3000多名华侨机工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，回国抗日，他们带回先进的技术修路、建机场，跑运输，有1000多人死在了抗日战场上。
    尽管87岁的王亚六身体不好，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这才知道，当年的这批华侨机工，活着的只剩下18位了，而随时，还有人可能老去。王亚六是第三批回国的，主要在西南运输处当司机，在当年唯一对外通道（滇缅公路）上运输军用物资。他告诉以前松山一段是最难走的，爬一个坡要两个多小时，怪不得小日本后来要把碉堡建在松山上。
    日军炸断功果桥的时候，他正好目睹。功果桥是滇缅公路在澜沧江上的唯一通道，日军虎视耽耽。那日，王亚六刚把车开到功果桥边，见到守桥士兵挂起了一个红灯笼，他知道：日本的飞机正在路上了。一会不到，守桥士兵升起了两个灯笼，他赶紧下车躲藏，果然9架日本轰炸机呼啸而来，接着又有9架，等到第三批飞机过去，功果桥断了一边，整座桥竖在了水里。
    这下可怎么办？滇缅公路一断，整个中国的对外通道就断了。
    王亚六和岸边的华侨机工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功果桥边正好有一个秘密油库，他们就把空油桶用铁丝连接起来，绑在功果桥未被炸断的一侧，上面铺上木板，一座浮桥一天之内就做成了。
    没有人敢过去，王亚六一马当先，汽车居然平稳地开到对岸。这个浮桥一用就是几个月，因为它一直藏在水面下，日军根本没有发觉，各种抗日物资依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。

28日

    尽管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，我都必须去重庆了。

    原本，我想去看一看一位慰安妇。日本被打出滇西后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生下了那个孩子，然后把他掐死了，自己出了家，一辈子青灯古佛。段生馗去看过她三次，但每次都不忍开口。我也是只想去看看她，看看60年的岁月她变成什么样了。就为了她该不该掐死那个儿子，我们的团队发生了争论。我无语，我只能说，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决定，那个孩子即使活着，也会非常痛苦。

    原本，我想去看看田岛（就是著名的《答田岛书》的田岛）留在滇西的儿子。但我最后忍住了。当年，自诩为中国通的田岛，想要进行怀柔政策，与一名滇西女子结了婚。后来这名女子生下了一个男婴，送给当地人抚养。我最终不忍去打扰这个人，那些老兵即使受到了不公平待遇，他们内心还可以相信，自己打日本鬼子没有错，自己是保家卫国。可田岛的儿子就不一样了，我真的不忍心去再一次揭他的伤痛。我知道不是他的错，可我也不知道算谁的错。

    原本，我要去高黎贡山的冷水沟。当年，远征军198师594团覃子斌“华夏敢死队”与日军148联队第一大队长吉原少佐“战神冲锋队”相对，最后留下的是满山拼弯的刺刀，砸碎的枪托，敌我滚打撕咬后四肢不全、五脏乱飞的躯体……这是人类战争史上，在海拔最高、天气最冷、空气最稀薄的地方的战斗。据说，现在每当雷雨天气，当地人都还可以听到满山的撕杀枪炮声，当地人始终认为，这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回声，山川作了记忆。

    ……

   可是，我必须去重庆了。

29日

   重庆实在太热了。晚上十点在解放碑，汗如雨，地如蒸。
   在作记录之前，我一定要骂骂重庆的的士司机，那真是一群土匪（可能有个别好的）。两天我都在打车，次次都气昏了。拒载，拒绝开空调，绕远路我都算了，态度之差我也算了，居然有一个人问我们干嘛抗日，说看看香港，当年给英国人不知道多好，如果当年日本人占领中国，说不定我们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他居然想当亡国奴，我们差点揍他。
   小熊，看看你们重庆的的士司机，丢人哪。
  
 

30日

   其实原本，我对来重庆没有什么准备。
   因为对老蒋，在今天的形势下要如何描述，肯定要慎重。我自己怎么看是一回事，但要去做采访发稿是另外一回事。
   我无法超越现实。
   所以我的重点只能是关乎平民的重庆大轰炸、执政党的新华日报……

   第一站依然是博物馆。用重庆市三峡博物馆筹备组组长（因为刚刚开馆，还没有选馆长）王川平的话来说：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良心。一个好的博物馆，能迅速地让你触摸到它能展现的历史与真实的极限。
   这个博物馆确实很漂亮，大家经过时不妨去瞧一瞧。
   这里有一个复制的“解放碑”，而且还了它本来面目，书“抗战胜利纪功碑”，它原本就不是纪念解放战争的，不过现在市民已经约定俗成了，就在博物馆里记录它原本的真实吧。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份签名录，呵，当时在重庆的所有文化名人都有签名，大家可以认真看一看，很珍贵的。
    这里最特别的是用了半景画的方式再现重庆大轰炸的情景，据说全国只此一家。
    看着墙上毛泽东的“国民党员、共产党员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，为抗日救国而斗争，达到民族独立、民主自由、民生幸福之目的，是今日独一无二之任务”，这是全国第一次把这句话高悬于墙上。
    王川平提到一个设想，如果胡陈会有可能的话，重庆是最合适的地方。且不谈这种设想的可行性，重庆在历史中独特的位置还是可担此职，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指挥中心，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。

    又是分头，我集中去找寻重庆大轰炸的点滴。
    这是一组枯燥的数字，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，日军为了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，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。据统计，在重庆大轰炸中，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，出动飞机9513架次，投弹21593枚，炸死市民11889人、伤14100人，炸毁房屋17608幢，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。
     但当我看着重庆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高键文先生的腿时，一切不再枯燥。
     他的左腿大概只有右腿的四分之一大小，脚踝上端一个环状的凹陷深可见骨，他就这样过了60余年。当他告诉那环状的凹陷是怎么来时，寒意来袭。那天，他下午六点就进入了防空洞，日军的轰炸机去而复返，刚走出防空洞的人往里走，在洞里快透不过气的人往外走，人挤人把大门卡死了，一道生死之门让平民不是被踩死就是窒息而死，高键文因为站在一个石凳上，让自己的心脏与肺部保持在众人头顶而得以活命，他的小腿被一个人紧紧抓住直到死去，后来怎么掰也掰不开。当他被抬出洞后，整个右腿开始腐烂，那个其他人求生的印记永远留在他的身上。
    他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。
    很多人回忆，当时最可怕的是，那次惨案之后，有几条街一直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开门，因为那几条街所有的人都死绝了。那种寂静让人无比恐惧。